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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国中小学教科书建设的历史转折

www.jyb.cn 2014年11月03日   来源:中国教育新闻网—中国教育报

我国中小学教科书建设的历史转折

——邓小平心系教科书建设 

  1983年至今,根据国家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需要,人民教育出版社和课程教材研究所已经先后研究、编写和出版了6套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科书,为基础教育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。在此过程中,大家一直牢记邓小平同志对于教材建设的精辟见解和谆谆嘱托。

  前期热播的电视连续剧《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》第9集中,有这样一幕:1977年10月的某天,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突然光顾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的办公室。此来,他是为了“游说”主管外贸的李先念特批10万美元的外汇。李先念有些犯难,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,一旦批了,好几个在建的项目就得停下来。可是小平同志说,这笔钱要用来做一笔“大买卖”,是为了培养国家的人才,有了人才自然就有了技术,就能生产自己的设备,现在的10万美金将来会有一万倍的回报。言之铿锵,掷地有声,李先念慨然应允。

  其实,电视剧中这个场景是以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为背景的。1977年9月,国家召开了“全国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会议”,确定编写“文革”结束之后的第一套全国通用教科书。剧中小平同志所说的“大买卖”,就是动用国家外汇储备从英国、联邦德国、美国、法国、日本等多国购买各个学科的中小学教材及相关材料,供参加这次会议的各学科学者、专家参考、借鉴。

  马上办,这是个关键要紧的事情

  1977年的中国大地,正在从那场历史浩劫中艰难地复苏,尤其是文化、科技、教育等“重灾区”,更是百废待兴。“文革”期间,中小学课程由各地方自定自编,教材五花八门,总体上处于无序状态。教材的内容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。例如,片面强调政治挂帅,采用“贴标签”(引用毛泽东语录、喊口号)的方式,显示其“革命性”;片面强调联系实际,采用《工业基础知识》《农业基础知识》取代物理、化学、生物等课程,显示其“实用性”。这样的教材体系在学科逻辑上有很大缺陷,无法满足社会发展对人才培养的基本要求。

  1977年夏,邓小平复出,主动要求分管教育和科技工作。在教育方面,他最先着手办的两件大事,一是恢复高考,一是重编教材。关于前者,1977年底,“文革”后的第一次高考实施,断档10年之久的大学招生得以延续,参加高考的人数达570万。关于后者,1977年的7月到9月间,小平同志几次与教育部负责人谈话时都谈到,“教材非从中小学抓起不可”,要编通用教材,同时引进外国教材作为参考,并要求1978年秋季开学时能用上新教材。小平同志还指出:“教育部要管教材,不能设想我们国家可以没有统一的中学教材。”

  重编教材大局已定,但是谁来编写呢?据时任教育部副部长浦通修回忆,“文革”后的教育部自身就是一个烂摊子。而专职编写、出版教科书的机构——人民教育出版社在“文革”中一度被撤销,编辑人员一律下放到安徽凤阳教育部“五七干校”接受锻炼。尽管在周恩来总理亲自干预下,人民教育出版社在“文革”中期得以重建,但只调回原出版社的编辑干部30多人,而且不许编写中小学教材,只准出版“教育革命”小册子。

  1978年2月5日,教育部党组为尽快恢复和增强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编辑出版力量,报请中央批准将一批编辑出版干部正式调入北京。小平同志在看到这份报告后,2月10日就迅速作了明确批示,指出:“编好教材是提高教学(质量)的关键,要有足够的合格人力加以保障,所提要求拟同意。”之后,教育部从18个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抽调了200余人,以“全国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会议”的名义,按中小学学科分12个编写组开始工作。

  很快,一个大难题又摆在主管此事的浦通修副部长面前:要给200多人的编写队伍解决一个能吃饭、办公的场所。他回忆说:“我们几乎把北京城跑遍了,也没法给编辑干部们找一个安身之处,因为没钱啊,谁也不能让你白住。恰巧有一位老领导的追悼会在八宝山召开,小平同志和一些国家领导人都去了。我冒失地闯到他面前,跟他说了这桩难事。他马上把北京市的负责同志叫过来,说‘马上办,这是个关键要紧的事情’。就这么两句,事情就很快解决了。200多位干部住进了西苑大旅社9号楼,后来又搬到条件更好的香山饭店。”

  随后近一年时间内,“无论家是否在北京,所有人都集中食宿,两三人一屋,一人一张桌子一张床,夜以继日地工作。人教社的图书馆几乎搬到了香山脚下。我们这些人教社老员工还把家里大量的藏书带来,每天几乎都在翻书、查资料、写教材。大家似乎都想把憋了十几年的能量一下子释放出来。”当时在历史编写组的老编审王宏志说。

  教材要反映出现代科学文化的先进水平

  教材编写工作量之大难以想象,编辑人员需要克服身体上的疲劳,这是必须的,更让人“头疼”的是需要思考和梳理的问题很多,其中最大的莫过于两个。

  问题之一,在文科教材尤其是历史、政治等教材中如何反映一些政治敏感和原则性问题?多年动乱和“极左”思潮泛滥,将教科书话语系统中很多原本已规范和有定论的提法又搅浑了,如儒法斗争问题等。1978年3月,全国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会议历史组,经反复酝酿草拟了《中学历史教学大纲和教材中几个原则性问题如何处理的初步意见》,呈递中央审查,邓小平同志批示“原则同意”。特别是关于现代史教材中出现的革命领导人、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先烈的问题,他尤其强调:“我的名字不要出现,活人以少宣传为好。”后来这份《意见》及相关的批示,成为基础教育和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写的重要参考文献。

  问题之二,中小学课程教材体系濒临瘫痪多年,一经恢复,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知识内容进入教材(尤其是理科教材)?什么样的新知识能够进入基础教育领域?解决这个根本性的问题,一锤定音的依然还是小平同志。他明确表示,“教材要反映出现代科学文化的先进水平,同时要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”,“要引进外国教材,吸收外国教材中有益的东西”。要注意,这里的“外国”,并不仅限于社会主义国家,更特指西方的发达国家。正是在小平同志的亲切关怀下,外交部立刻安排驻美国、英国、联邦德国、法国、日本等国使领馆协助选购一大批最新的中小学教科书,尽快空运回国,供教材编写人员研究参考。国外中小学教材普遍纸张好、印制精良,价格都比较昂贵,经过测算,需要引进的外版教科书大约需要10万美金以上,于是,就出现了本文开篇所述电视剧中的那一幕生动场景。

  据人民教育出版社老编审于琛回忆,“1977年9月,数学教材编写组给中央写了《教育革命简报》,反映了日本、英国、美国、法国、西德5个国家的教材都对传统数学知识做了很大改进,充分吸收了现代科学基础知识的情况。小平同志在阅读简报4天后批示:‘我看了你们的外国教材简报,看来,教材非从中小学抓起不可,教书非教最先进的内容不可。当然,也不能脱离我国的实际情况’。”于琛说,在中学教材中引入微积分和概率统计的初步知识,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已经在西方国家达成共识。于是,在吴文俊等著名数学家的大力支持下,1978年的中学数学大纲和教科书中,也首次出现了“初等微积分”,这被誉为中国数学教育改革与发展史上的重要一步。在其他学科方面,我国新编的高中生物教科书第一次引用了“分子水平”概念。物理编辑们在教材中增加介绍了人造卫星、半导体、激光、核能等新技术,还引进了近代物理学(有别于经典物理学)中一些重要观点。高中教材中第一次明确将“认识人地关系”这条主线贯穿于全套地理教材中。

  在两个方面下大力气

  1978年秋季开学,全国中小学亿万新生如期领到了油墨喷香的新教科书。这套教材自1978年正式出版,直至1993年义务教育学段教材全面“退役”为止,其间虽经历大小几次修订和改编,但基本风格与结构长期得以延续。高中学段的教材一直被沿用到上个世纪末,前后使用年限长达近20年。

  从历史发展角度来回顾这套教科书,它的研究、编写、出版、发行,一直得到小平同志的关心和支持,这在新中国教材建设史上是前所未有的,对人教社来说更是一份珍贵的记忆。这套教材清除了以往教科书中许多极左和谬误的内容,注意到基础知识的选择、智力的启迪和能力的培养,对于促进教育领域拨乱反正、正本清源,恢复正常教学秩序,起到重要作用。读着这套教材成长起来的60后、70后一代,如今早已成为国家建设各个领域的中坚力量,他们回报给国家和社会的又何止当年那10万美金的“一万倍”呢。

  20世纪80年代,中国的改革开放全面展开,中小学教材建设也步入正轨。大家意识到,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一流教科书不可能“毕其功于一役”,不光要有“教材会战”的搏命精神,更要有严谨的学术态度和长期扎实的科研实践。1981年,人民教育出版社主办的《课程·教材·教法》杂志创刊,成为新中国第一家课程教材和一线教学研究的学术专业核心期刊。1983年,人民教育出版社领导班子给小平同志写了一封信,陈述为了加强基础教育课程与教材的研究力量,教育部将成立“课程教材研究所”,与人民教育出版社合署办公,恳请他题写所名给以鼓励。小平同志在百忙之中欣然命笔题写了所名,这也是他唯一一次为一个教育研究机构题名,表现了他对这项事业的高度重视和对人教社这一教材建设“国家队”的殷殷厚望。

  时光荏苒,30年弹指一挥间。

  1983年至今,根据国家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需要,人民教育出版社和课程教材研究所已经先后研究、编写和出版了6套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科书,为基础教育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。在此过程中,大家一直牢记邓小平同志对于教材建设的精辟见解和谆谆嘱托,每一轮新编教材,编辑人员都会在两个方面下大力气:一是重点关注如何将最先进、最前沿的科学技术成果吸收进教材,体现教材的时代性;二是重点关注如何开展多种形式的调研活动,走出书斋深入学校,了解一线教学实际以及师生对教材编写的意见和建议,切实加强教材的适切性。

  “面向世界、面向未来、面向现代化”,这是小平同志对中国教育改革发展提出的要求,也是新时期教材建设的指路明灯。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,也不断为教材建设提出前所未有的新课题。

  教材改革发展之路,路漫漫其修远兮。

  谨以此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。

  (吴海涛 作者系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)

  《中国教育报》2014年11月3日第8版



{ 编辑:李烨 }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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